套房屋。一些新闻报道中所谓的480平米中，有300多平米是违章建筑，政府不对违章建筑部分作出补偿是合理合法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同时，我国也是一个民主法制国家，知法守法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强拆潘蓉夫妇祖居在道德层面来讲或许是有所不妥，但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则是捍卫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性。

潘蓉夫妇在对抗拆迁的过程中，手捧《物权法》，并大喊“新西兰公民都是守法的公民”，由此可以看出，潘蓉夫妇也是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遵守法律这四个字也是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中的，然而在对抗强制拆迁的过程中，他们却采取扔燃烧瓶这样的极端方式，在道德上，似乎令人同情，可以理解；而在法律上，不仅没有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们反而已经触犯了《治安管理条例》相关的条款。既然有遵纪守法的意识，我不禁疑惑，为什么不采取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包括同政府沟通协商，上诉法院，通过行政官司等方式来解决。一方面，潘蓉夫妇的行为似乎是在抗拒着法律，利用道德上的令人同情来唤起社会舆论对其的关注和支持，而令一方面，他们又似乎采取法律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手捧《物权法》，希望其能成为自己对抗强制拆迁的武器。而反观政府的行为，根据拆迁条例中相关的规定，政府的一系列做法都是合法行为。《物权法》第一章“基本原则”中第七条说：“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潘蓉夫妇似乎忘记了，张家这栋楼违法超面积部分，已经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本该拆除，《物权法》并不保护违章建筑。我想，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矛盾的一个体现，虽然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联系的，法律包含了最低层次的道德准则，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但是两者仍然有着区别，法律保护的是正面的事物和正当的权利，具有严肃性和公正性，无论谁，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将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道德则更总是喜欢站在弱者一遍，不论其事实如何，只要是弱者，人们都愿不断的支持他，对于强者，人们却常常嗤之以鼻。

从这个事例，我联想到了四川唐福珍自焚抗拆迁的案例，11月13日早晨，成都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至今仍在抢救。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此次事件已经披露，社会舆论通通都倒向唐福珍一边，似乎每个人都在指责政府部门的过失，声援唐福珍。然而，我觉得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暴力抗法”这个定性也应该能为人们所理解。面对强制拆迁，唐福珍没有走正确的法律途径，而是选择了自焚这个极端的方式，和潘荣夫妇一样，以暴力的方式对抗拆迁，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法律是高于一切的，不会因为任何人或任何事而改变，人们需要做的是遵守它，而不是与它相抗衡。虽然唐福珍在道德层面上得到了舆论社会的支持，但是她却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同样，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受害的孙中界，用自己的小手指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博得了人们的一致同情，我本人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但在同情的同时，也有一丝感慨，为什么不运用法律手段，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非要以断指的方式呢，或许会有人说行政诉讼赢的几率太低，但我认为即使几率低，但至少会有赢的几率，如果没有尝试过，又从何而知呢。身在法制国家的我们，不能幻想着依靠道德的力量去调节社会秩序，道德的调节只是个人的，并没有强制力，而法律则是有国家公权力所保证的，具有强制力，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真正保障。

我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道德的准则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了共识，而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不能真正理解法律的作用，在人们的心中，道德似乎比法律更重要，在衡量一项事物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首选道德作为标准，而忽略了法律的重要性，我想或许这也是法律与道德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吧。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许多法律的规定与传统旧道德具有一定的冲突，因而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特别是在这个由道德社会向法制社会晋升的时期，两者的矛盾冲突更为激烈，如何把握两者，正确对待两者，以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成了我们共同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