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开发任务迫在眉睫，但地方与企业复杂的利益关系令乱象丛生。加上环保瓶颈和移民挑战，近十年未有变革之意的电价形成机制，又将水电发展引入难解之局

《财经》记者 李纬娜 王奇华

按照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承诺，到202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需占到15%左右。要实现这一承诺，其中水电需贡献1.3万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而2010年全国水电发电量为6863亿千瓦时，“十二五”时期水电提速成为必然。

但“十一五”时期制约水电开发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为拉动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掌握水电电源点分配权的地方政府有意放任企业的无序开发行为，使“未批先建”乱相丛生。

发电集团难掩投资冲动，竭力拼抢电源点，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一旦出现水库移民稳定和生态环保问题，地方政府和业主则往往失措，一方面坐等中央政府补贴，另一方面借移民和生态问题，水电企业就此要求上调上网电价。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曾撰文表示，从战略层面讲，水电开发要提速，就必须改革，其关键就是让电价通过市场交易产生，而不是由政府审批定价。政府按照发电方式及成本等来确定电价，往往致使火电价高，清洁的水电反倒低廉。另外，新建成电厂不论低价和高价上网，均与销售电价水平无关，这与目前终端电价主要通过“煤电联动”与电煤价格挂钩相关，结果造成新增加的水电发电量执行了低电价，全社会却并没有享受到水电低价的实惠。 突破最初的政策限制之后，水电产业又落入到一个更难突破的利益困局之中。在市场化的水电开发体系，与发改委主导的水电电价定价机制之间，在不断高企的水电开发成本与电网寡头垄断之间，水电开发体系愈加扭曲。

关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然悬起：要实现2020年的国家能源调整承诺，水电承担着最大的份额，决定着战略的成败，改革的情势已不容搁延。

4月的北京正值春暖花开时节。

8日，一场关乎水电开发未来走向的协调会正在国家能源局召开，出席人士包括了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新能源司人士、五大发电集团相关负责人、水电专家和水电大省发改委的主要官员，中国水电行业的主要决策者和参与者悉数到场。

会场之内唇枪舌剑——地方政府和水电投资企业打起了“嘴仗”。

2010年底，国家三部委联合出台“各地停止执行自行出台的水能(水电)资源有偿开发使用政策”。地方政府明言反对——此举收缩了地方政府权限，打击了西南各省开发水电的积极性，会导致地方扶持力度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