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小论文

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但中国的大城市真的太多了吗？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占30％，远低于世界水平，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总共有7300万非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数的6％（1996年数，见国家统计局1998、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7，后者以下简称城调队）。国际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较高的规模收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较大的外部扩散效应（spillover effect）。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目前，城市化发展不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已经越来越突出了。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它们在我国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其进一步发展应当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本文旨在对不同规模城市的聚集效应（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数量化分析，寻找优化的城市规模，估计加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可能的贡献。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城市经济模型；第二部分依据该模型对不同规模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数量化的研究，提出适合我国目前条件的优化城市规模区间；第三部分分析加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可能的贡献；第四部分提出若干有关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一、 规模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型

由于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集中的、有规模的市场，并且会由于企业和人口的集中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形成溢出效应，因而会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但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外部成本也会上升，包括由于人口密集导致的居住、交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增加，自下而上环境恶化等。为此需要付出巨额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环境治理成本。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在多数情况 下，这些外部成本不能抵消城市带来的收益。但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过分强调了城市的外部成本，采取了严格限制城市规模、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政策。这一政策牺牲了城市的规模收益，牺牲了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机会，是一种代价非常高昂的政策。

当然，由于城市的外部成本在相当程度上不由企业或个人承担，在城市进入完全不受限制，而要素市场又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城市会吸引人口量涌入，常常使城市过度膨胀而超过合理规模，造成资源配置恶化。这是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城市病”。因此，研究和发展城市的最优规模范围，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对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在多大规模可以称为最优规模？这在国外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有多不同的结论（参见Button, 1976）。显然，由于各国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水平的差异，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历史时期的不变的最优城市规模。

为了研究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城市合理规模，以下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城市经济模型，并使用计量经济和数学方法对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规模过小的城市，规模收益低而由政府负担的外部成本簋高，经济效益较差。在城市的总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两者相抵后，大致在10－1000万人规模区间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4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在最高点（200万人）大约相当于城市GDP的19％左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超过1000万人才变为负值，即规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再继续扩大规模就形成负效益。这一结果说明，更多地发展规模在100－400万人范围的城市将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这一区间的城市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