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的传播学分析

先说说我与“中国好声音”建立起传播关系的整个过程：听好友哼一首歌觉得很好听，就问她是谁唱的，后来得知是“中国好声音”里面的选手。有点感叹自己OUT了。再后来听好多同学在讨论好声音里面的歌曲和选手，为了不让自己与大家脱轨，我从网上看了一期好声音。正是吉克隽逸那期，她的朴实，狂野，原生态深深地把我吸引了，就这样建立了关注点，于是我继续关注了下去。果然，后面又给了我更多的惊喜，于是我看完了好声音的大部分视频。就这样，我与“中国好声音”建立起了传播关系。歌手性格的广泛性分布，迎合更多观众。 就它吸引众多受众这一现象，我总结了以下原因：为什么吸引大家。 首先，从传播过程和模式来看，它属于控制论模式（双向循环模式），即带有反馈的双向交流的传播过程。导师盲选学员独树一帜。就像栏目组宣传的那样，真正的只听声音来判断歌手好坏，增加了竞争的公平性。公平契合了很多人性格中的点，建立了对接。形式怪异，导师要背对选手，增加了受众的好奇。吸引受众关注它。这是传播过程中双向交流发出与反馈的问题。

其次，从大众传播的功能看，“中国好声音”把娱乐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大众传播娱乐化的根源在于媒介的商业化运营。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使得大众媒介不断生产满足社会普遍受众需要的娱乐机会和休闲信息。“中国好声音”也是大众传播中娱乐功能的表现，当今社会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人们更加需要一个娱乐环境来缓解生存和社会竞争中的压力。因此，“中国好声音”的出现给予了人们一个“减压阀”。此外，“中国好声音”带来了一定物质需求的满足，推动了浙江卫视的发展，也带动了传媒业娱乐圈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大众传播的经济发展功能。再者，“中国好声音”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消费欲望，把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带入大众的耳朵，也体现了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功能。

再次，从传播渠道看，“中国好声音”的传播渠道广泛立体。“中国好声音”在播出过程中，不单单依托传统的电视媒体，更加入了网络直播和微博互动。如微博平台：官方微博，嘉宾微博，歌手个人微博，微博软文（32场演唱会），微博活动、微访谈（周五当晚比赛中拥有惊艳表现的徐海星在新浪开设微访谈）等。 新媒体的加入使得“中国好声音”的传播更加广泛，而大量的报纸、杂志等传统的文字媒体的报道和最后终极PK巅峰之夜出售演唱会门票的方式更使得《中国好声音》的传播渠道更加立体、全面化。

此外，从传播效果看，好声音的走红显示了劝服艺术。我接受信息来源的渠道，先是听朋友说，我没有太在意。后来听同学提及，心中有了一定的触动，属于二次提及。上网看“中国好声音”，浏览节目介绍，吸引了我的关注。这个过程是传播效果中的劝说与说服行为，它运用的载体是它影响的人（我朋友，同学），继而影响我，又通过栏目本身来强化我，传播反馈就是我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