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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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君静文章来源:点击数:2 更新时间:2008-9-16

美国中国史学界“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1]然而,2 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从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这些学者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中,逐渐淡化过去中国史研究中强烈的对策性色彩,与费正清一代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不同,形成了与传统的“整体研究”有着很大差异的学术趋向。本文试图对这一学术趋向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次扮演了世界性的角色,中国史研究与其它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一样,作为其霸权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官方史”特征。在这一领域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学术人物。由于当时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许多学者,或是他的学生,或是受过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使得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依照他的“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进行的。国家范围的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以及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形式。在这些著述中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芮玛丽(Mary C.Wright)的《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 a‟s Conserva 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列文森的(Joseph R. Levenson)《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

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史研究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度地关注了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它把中国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差异。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使中国史研究逐渐走出从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单一实体进行“整体研究”的误区,引发了将中国史研究在空间上加以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在这一浪潮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孔飞力(Philip A.Kuhn)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虽说以全国为范围,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有限的。它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2]

此书出版后的五、六年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研究的焦点逐渐从国家范围向下转。最先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省一级的层次上。如:楼兹(Edward J.M. 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 Republican Revo luti 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凯普(Robert A.Kapp)的《四川与共和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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