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纸的排版,嘿嘿

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为此，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作品也以描写山水景色和个人情怀为主，但缺乏真情实感是其主要毛病。 59、格调说：清中叶的沈德潜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内容上的空疏和所握上的虚无缥缈，提出了“格调说”对其加以匡正。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他力主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提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感神明”的口号，使诗歌为封建统治服务。 60、肌理说：翁方纲既不满于王士祯“神韵说”之空泛，又不满于沈德潜“格调说”的食古不化，提出“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实际上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据来充实诗歌内容，达到义理与文理的统一。这是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再版，是以学术代替诗歌创作的一条歧路。

61、性灵说：清代中叶，真正与宗唐、宗宋的道统文学观相对、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的，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袁枚接过公案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从强调个人性情出发，在文学史观上他主张文学进化论，认为每个时代都应当有自已的文学。基于此，他对清代以来的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等予以全面的批判和排斥，表现了反传统、破偶像、反摹拟、求创新的特点。性灵派的主要成就在诗歌，与袁枚主张和诗相似的诗人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等。 62、阳羡派：清初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的豪放苍凉词风。因陈维崧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还有曹贞吉、蒋士铨等。

63、浙西派：清初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的最高标准。在实际创作中，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而对词的意境和内容有所忽略。他的词论主张和词作受到许多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其影响波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年词坛。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嗥日、沈岸登及其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64、常州词派：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及周济等崛起于词坛。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比兴寄托。为了矫正阳羡派的粗犷和浙西派的轻弱，他提倡“以国风、离骚之情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要求词要通过比兴手法达到“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要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张琦、周济、董士锡、周之琦等积极追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65、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66、桐城派：是清中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其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国思想基础，以为清王朝政权服务为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散文理论。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散文理论的核心是“义法”二字；姚鼐使桐城派理论更加完整和系统化，提出 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的理论，并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作家队伍。

67、阳湖派：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又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他们二人及其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人，故被称为“阳湖派”。他们有散文理论方面有两点不同：一是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大家之外，兼取子史百家；二是把骈文笔法引入古文，使散文具有博雅工丽之特点。

68、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 用琵琶、三弦伴奏的讲唱文学形式。它起源于宋代的陶真和元明的词话，开始出现于明中叶，至清代极为繁荣，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它由说、噱、弹、唱等部分组成，唱词以七言句为主，间有三言衬字。其作品多为长篇，每次开说前往往插上一段开篇，相当于话本中之人话，供演唱者定场试音之用。弹词多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浅近，语言上有“国音”和“土音”之分。

69、子弟书：是清代由八旗子弟首创并流行的讲唱文学。清初，很多旗籍子弟在戌边时利用当时流行的俗曲和满族萨满教的巫歌“单鼓词”的曲调，配以八角鼓击节，编词演唱，以抒发思归之情，或反映军中时事。这种演唱后来传入北京，约在乾隆初年，北京部分八旗子弟以这种曲调为基础，参照当时民间鼓词的形式，创造出一种以七言为体，没有说白，以叙述故事为主的书段，演唱时仍以八角鼓击节，正式称为子弟书。 70、红学：《红楼梦》问世之后，很快吸引了社会上的广大读者，流布极广。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一部分文开始对《红楼梦》进行评论，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叫做“红学”。“五四”之前，人们多用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评论《红楼梦》，被称为“旧红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评点派和索引派，而王国维的《 红楼梦评论》则具有划时代意义：“五四”之后，“新红学”崛起，代表人物和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中国的红学研究进入了当代阶段，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71、苏州派：是明末清初之际活动在苏州一带的重要戏剧流派。它以李玉为代表，包括朱素臣、朱朝佐、毕巍、叶时章、陈二白等。他们彼此交往密切、经常合作写剧，以至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他们都来自社会的中下层，大多毕生从事戏剧创作，多写关注现实的政治剧和时事剧，他们既精通音律，又熟悉演艺优人，其剧作适合搬上舞台演出，具有较强的市民色彩。 72、形式派：是清初传奇的主要流派之一。它以李渔为代表。他们将讲求戏曲的娱乐功能和写作技巧作为最高目标。李渔的戏剧理论精僻地揭示了戏剧艺术的内部规律，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系统化的标志，而他的剧本创作很好地体现了其戏剧理论。

73、南洪北孔：是对清初历史剧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称。洪昇是钱塘人，有著名历史剧《长生殿》传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历史剧《桃花扇》传世。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伤审美思潮的重要实绩。

74、宋诗派：道光、咸丰之际，诗体也发生了变化，其方向是“宗宋”或“学宋”。所谓“宋”与“宋诗”，概指以苏轼、黄庭坚为主的宋人诗风，上溯开启宋代诗风的杜甫及韩愈。“学宋”大体上是提倡以学问补充性情之不足，以文法入诗，同时以宋诗的开拓精神去扩大表现范围。这一诗派发展分三个时期；道光、咸丰之际为第一期，程恩泽等首倡，何绍基等为重要人物；咸丰、同治之际为第二期，曾国藩为其首领；光绪、宣统至民初为第三期，“同光体”为其代表。民国以膈，论者称这一诗派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 75、汉魏六朝诗派：道光、咸丰之际，湘人王闿运独树一帜，其论诗首尊“八代”，明言复古，其诗作亦刻意模仿。邓辅纶、高心夔为该派的两位主要作者。史称这一诗派为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当时此派诗名甚盛，但后之论者一致指认其“墨守古法”，甚至讥其为“假古董”，故在邓、高二位谢世之后，此派即告衰微。

76、诗界革命：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启发从觉悟为宗旨，提倡和发动文学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诗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首次标示诗界革命，批评了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第一个尖锐指出传统诗的终结性命运。在对黄遵宪等人的新学之诗的经验教训作了检讨之后，提出诗界革命应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具备为衡量标准。1902年，在其《饮冰室诗话》中，将诗界革命的标准修订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成为诗界革命的纲领。诗界革命除黄遵宪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启超是发难者，康有为为巨擘，其余则有丘逢甲等。“诗界革命”对此后的旧体诗创作有深远影响，并在观念上为“五四”的新诗运动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