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现当代文学

试论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
倪宗武

曹禺是一位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大师级作家。早在建国前,就以《雷雨》、 《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传世佳作轰动剧坛,并被公认是一位“开中国话剧一代 风气”、“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的出色的剧作家。他的作品“强烈集中地表达了 ‘五四’新文学主题,呼唤出被压迫者的心声,以个性解放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有力地冲 击了中国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在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注:田本相:《曹禺传》第46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 版。他的剧作“真正地 把中国人的灵魂画出来了”,是“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甚至在国外他也倍受称赞, 日本应庆大学的佐藤一郎教授给他以极高的评价,说“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若要推出一位 代表作家,当首推曹禺。我觉得,在小说史上,若要推崇一位达到顶峰的代表作家,肯定会 引起很大的争论。但至少在话剧界,把他作为近代话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却是可能的。” (注:《曹禺》,《现代中国的作家125》(和光社),1954年7月。)这是富有代表性的公正评判。那么建国后曹禺的戏剧创作情况怎样?这些剧作的成就、地 位应如何评价?这似乎是当今理论界较少专门论及的课题。就此,我想谈点个人初浅的看法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曹禺满怀万分喜悦的心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他积极 参加政治活动、参加会议、出国访问、发表文章,甚至主动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他兼任各 种行政职务,像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及 中 国剧协主席等等,并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余先后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与 于是之、梅阡合作)和《王昭君》等剧作,为新中国的话剧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统观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我们发觉曹禺还是原来的曹禺。还是那么富于激情、富于才 气、富于正义感、富于同情心,还是那么倾心于艺术的追求,讲究形象塑造、情节结构、语 言提炼;他的剧本,从建国前第一部的《雷雨》,到建国后最后一部《王昭君》,既具有戏 剧性,又富文学色彩,都是既能演,又能读的


佳作;同时,每一部又都不落窠臼,不袭陈套 。从家庭悲剧,写到社会悲剧;从城市生活,写到农村斗争;从揭露旧社会黑暗,到歌颂新 社会光明;从描写现实题材,到反映历史生活,他总是在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总是在不断 变化着自己艺术视野,“总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些新的东西,不要前一部作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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