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用下

试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大学创立中的作

用(下)

2012-05-29 14:57:18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2期

(3)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系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45年生于英国威尔士,1869年从海沃尔福维斯(Haverford-west)神学院毕业后,自愿报名赴中国北方传教,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在华的传教活动。1891年10月,任上海广学会总办,大量出版和推介各类介绍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图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山西民教冲突加剧,引发“山西教案”,在八国联军进逼的危局之下,李鸿章向清政府建议由李提摩太出面斡旋和解决“山西教案”善后事宜。在解决山西教案的《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中,李提摩太除提出惩凶、归还财产、道歉外,还提出了使用赔款创办中西学堂的思路,要求“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稗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17]此建议立即得到李鸿章赞同,并电告晋抚岑春煊遵照办理,同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等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1902年,在李提摩太倡议下,将拟议中的中西大学堂与正在创建的山西大学堂“归并办理”,在山西大学堂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李提摩太与岑春煊签署《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西学专斋开办后设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五科,并在上海设译书局,李提摩太自任西学专斋总理,全部人事由李提摩太任命,经费由赔款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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